当杨澜出现在繁华的北京街头，在喧嚣的人群中显得单薄和削瘦。尽管已经做了一年多母亲，但从体形上看，杨澜和当年在美国学习时几乎相差不多。
无论是初次见面还是经常打交道的圈内人，杨澜一律以很谦和的口气统称为“老师”，这一点大概最能显示出她还保留着内地主持人的习惯。当然，从她的神情中，感觉更多的是她的实在和坦诚。
近期，杨澜在京城几次逗留的时间都比较长，除了做她自己的《杨澜工作室》和《百年叱咤风云录》，主要是参与30集大型文献纪录片《新中国外交》的拍摄，担任该片的主持人。
《新中国外交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学会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和北京电视台联合摄制，是建国50周年献礼片。
在《新中国外交》剧组，笔者观看了一些已经拍完的杨澜主持的镜头，感觉与以往的这类节目相比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对着观众说话。她所做的就是这样一项工作：为了主持好《新中国外交》去收集、准备材料，在工作的状态中，介绍新中国50年的外交风云。“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创意，我表现的是我的工作过程，因此不可能在收集素材时，和观众说什么。我和导演说，千万不要让我假深沉。由于这是我本身工作的一部分，因而也不会有什么表演的成份。我在美国三年，有两年是在上学，后边是和美国的电视台合作过一些片子，主要是纪录片，以纪实和新闻报道为主。而不是像这样的大型纪录片，需要一些诗意的东西。
杨澜到香港凤凰卫视台工作已有一些时日，笔者问她有没有比较过与内地的主持风格、要求有什么不同。
杨澜认为，首先是两个台的性质不一样，凤凰台是商业台，处在一个商业竞争非常激烈的环境中。中央电视台是一个官方台，在很多方面具有垄断地位。“当你需要做的事涉及到官方背景的时候，优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，观众的接触面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凤凰台的优势是比较灵活，它的选题包括主持人对自己的把握，有很大的自主性，不太需要去符合某种框框。同时，我还做自己节目的监制，因此考虑的问题要比过去多得多。比如要考虑预算，到一个地方去可不可以带一个导演，带一些什么样的设备和其他人员等等。还有一个是刚去时，我不知道他们希望我有什么样的风格。开始时，有的说是否应该多去适应港台的观众，包括学一点港台的腔调，甚至有的跟我说，你应该做得像台湾的‘非常男女’的那种感觉。其实我的想法不是这样。我觉得我的事业应该更广泛。我到凤凰台不是为港台的观众去的，它是一个在亚洲地区有影响的电视台，而我把我的目标定在全世界华人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地方。要做这样一个主持人，我觉得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应该比较了解，然后是一种很国际化的形象，如果说有形象参考的话，那么我对欧美的记者参考得多一点。我把自己搞得很职业化，而不是放在一个搔首弄姿的地位。也就是说，我要成为一个信息沟通的桥梁，而不是信息的障碍不是把别人的注意力分散的东西。
“那么你是否觉得凤凰台更能展示你的才华？”
杨澜觉得不能这样比。“在中央台的日子是我刚刚起步的时候，给我奠定了基础，包括观众对我的了解。而到香港，主要是从个人的情况出发，因为我先生在这边做事业，我不可能到北京来工作。既然去了，我觉得应该充分发挥电视台所具有的条件，它最大的优势是处在信息高度集中的环境中，你永远不会闭塞。信息非常迅速和多样化，包括声音也多样化，偏左偏右的、不中不右的，因此你可以一直和世界在接轨。另外一个就是它不负担官方喉舌的任务，所以在我的创作空间，的确能给我一个很大的自由度。我的工作从观众的收视来说，肯定不能和中央台比，但从事业的角度来说，你做的东西是你想做的，而且基本上可以说你想说的话，这对于一个记者来说，已经不能再奢望什么了。另外由于观众是各式各样的，因而也可以得到不同的反馈，使自己在报道中能够更客观更准确。”
笔者问杨澜对内地主持人有什么看法，与香港比各有些什么欠缺。
杨澜觉得主持人经常是被节目限定住的。很多有才华的人，因节目的形式没有太多的突破而难以突破。如果将内地和香港的传媒相比，她认为有一点是很明显的，那就是香港的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很强，“我们内地的一些人比较懒，而且由于他们在当地一般都有一定的实力，所以也喜欢摆谱。像我们在香港做节目，完成工作后，是很少在外面和采访对象一起吃饭什么的，一般是工作完就走。但香港的传媒人士也喜欢问一些私人问题，我刚去的时候，就有人问我一些家庭生活方面的问题，包括‘你老公要是有了外遇怎么办？’之类。”
不用说到外地做一些事情包括主持《新中国外交》，仅是完成凤凰台的工作，杨澜觉得自己已经在超负荷运转了。“比如说，每周一集的《杨澜工作室》，加上我一共只有三个半人。包括导演、资料收集员和我。在人家创作的基础上，从采访提纲到后期编辑，应该说主要都是由我来完成的。另一个就是每天15分钟的小专题片《百年叱咤风云录》，这是我们从世界各国的回顾性的纪录片中摘的，我主要负责主持部分，由于每天一集，所以工作量也很大。这两个节目就把我每周的7天全部占用了。由于我本身的工作就很紧张，因此我到《新中国外交》做节目时，每天都是十五六个小时的工作，早上五点半起床，晚上一直干到十一二点，搞得大家都生病，他们就开玩笑说你赶快走吧。”
“据说你的儿子叫‘吴所谓’，真名叫什么？对于他有些什么样的打算？”
“‘吴所谓’是我们开玩笑说的。觉得对名字没必要那么认真。真名当然不能公布。我们现在没有让他学外语，也不准备让他小时候就去香港或国外生活，我们希望让他从小受到更多的中国文化的教育和薰陶，使他有中国文化的根。
由于经常外出采访做节目，笔者问杨澜和先生吴征在一起的机会是不是也不太多？
杨澜笑笑说：“那还是很多的，因为我一个月里有10天左右在外地，坐著飞机来回跑，就像一些城里人“打的”上班，其余时间还是在一起的时候多。”
“愿不愿意谈谈家庭生活中的情况？”
杨澜大笑起来，歪着头问：“这是我不太喜欢谈的。读者喜欢听，是不是？不过我也理解。反正我和吴征过得不是平常人家的生活。他在香港亚洲电视做营运总裁，工作压力不是一般人能想像得到的，每天光是打电话、处理文件就要到晚上两点来钟，那我就陪著他。前一段时间，我们两人到外面去度了次假，跑到一个海岛上，与世隔绝地玩了一星期，觉得很幸福，我们两人的感觉，像是又在谈恋爱了。”杨澜又大声笑了起来，而且笑得很开心。“我觉得人有空还是应该放松一下自己，老在高压的环境下工作，对自己以及伴侣的压力都会变得很大。他有时说，你要是没名就好了，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在家做太太了。我也说你要是不那么忙就好了，晚上能有空到外面吃顿饭什么的。不过我也想，人一辈子要是总是很平淡，恐怕也就没什么意思了。趁着年轻以及家里人都很支持，应该再苦干几年。当然不能老是这样一个节奏，但该拼的时候还是应拼一下。我觉得，自己可以干到四五十岁。”
在《新中国外交》剧组，笔者看到杨澜在京城的许多地方如天安门、圆明园、外交部、外国驻华使馆等地主持节目，衣服也换了很多套，因此笔者问她主持这个片子是否过了把时装瘾？
杨澜笑笑说，其实最多换了七八套，“因为你是集中看，因此显得比较多。但在30集里，就不显得多了。”
“平常你对时装有什么标准和想法？”
标准和想法就是不要多费事。早晨能够多睡会就好，不希望早晨起来要花很长时间去搭配很多东西。一般还是喜欢穿现成的，搭配好的穿上就走。也比较喜欢直线条的东西，不喜欢累赘的，在衣著方面可以说没有什么特点。”
“在主持节目时，是人家安排还是你自己选择衣服和发型？”
“这一点在香港还是非常职业化的，一个电视台从发型、化妆到服装都有专门的人来负责，这点比我在中央台时要省事多了。我在中央台时刚刚出道，当时电视台还不允许服装赞助，所以我几乎把所有的工资都买了衣服，而且搭配得乱七八糟的，现在看起来都觉得非常可笑。现在在香港可以省很多心思。”
作为一名主持人，杨澜目前在自己的领域里无疑是位成功者。每个人在年少的时候都有自己的理想，因此笔者问她小时候是否就想过做一位公众人物？
杨澜：“中学时我想做的事是，将来去处理垃圾。当时我的化学和物理成绩很好，我就想美化城市环境。后来，想当过记者，觉得记者也不错。”
“为什么没有留在美国做新闻或其他方面的工作？”
“重要的是不想在那里当少数民族。还有就是觉得留在美国做节目，需要考虑美国本土观众的需要和所好，这样由于文化、历史等背景的不同，做节目就会比较累，所以最後还是没有留在那里。
（摘自《华声日报》1999年4月号，秋原文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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